《静物——石榴》

　《荷花玉兰》

　《刺桐》

水彩画在中国属于小画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学院里有着“大油画，小水彩”之说。全国美展虽然常设水彩、水粉一项，也属于数量、地位都比较次要小门类。但在今年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入选为21位已故大家之一的王肇民，其水彩画作品却有着穿透历史烟尘的力量。无论是在中国美术馆还是在广东美术馆，记者三次走进展厅，三次都被他的《荷花玉兰》《刺桐》及《静物——石榴》等羁绊住脚步。站在画前凝望，静默中油然而生一种感动，似乎能够接收到画面上散发出的精神原力。

这不由让人想探究，他是如何做到的？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看来，“风格是人”，王肇民之所以能够画出这种格调极高的水彩画作品，跟他的气质、思想、个性皆密切相关。

而回望王肇民的一生，他的确是一位有着大胸襟、大气魄、始终走在自己认定道路上的大家。

偶然画得好靠灵感

一生画得好靠学问

早年，王肇民就是北平新兴木刻的播火者，是现代木刻界的热血青年。

1929年，王肇民以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杭州艺专。因为和李可染等一起参加了“左联”领导的著名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王肇民被开除，李可染被迫退学回徐州。通过校长林风眠的举荐，王肇民得以进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即原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

刚到北平不久，1932年春天，王肇民就和此前“一八艺社”的三位同仁——杨澹生、沈福文、汪占非，发起成立了“北平木刻研究会”；1932年4月，他又与胡蛮、李苦禅等人成立了“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第二年，他们在西长安街艺文中学举办了“北平、上海木刻作品联展”，同年7月，又举办了第二会员作品展。之后，“联盟”遭到了搜捕。但王肇民点燃起来的北平新兴木刻运动之火，并没有就此熄火，1934年他们成立了平津木刻研究会，1935年更在太庙举办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王肇民的《叫》《夜》等作品，备受鲁迅先生好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王肇民返回老家萧县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为中小学编绘抗战课本兼绘制插图，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1941年冬天，王肇民的父亲在重庆病逝，母亲体衰、妹妹年幼，次年春，他来到重庆，本打算接母亲和妹妹回到故乡的，不料因为战火绵延不息，一家人被迫羁留重庆6年之久。在这段“山中结茅屋”的日子里，王肇民写了很多旧体诗词。譬如，在旧日同窗李可染《水村图》上题下“写到堤边杨柳外，应牵旧梦到西湖”就可以看出他的诗词功底。

王肇民很早就意识到“修养”对绘画的重要性。他曾说：“偶然画得好靠灵感，一生画得好靠学问。”从青年时代起，他便博览群书，读诗、读史，潜心钻研古今中外诸派画论。

王肇民最喜欢清新晓畅的唐诗，一直随身带着手抄本，“受了感动就写诗”。旅行写生、下厂下乡体验生活时，“每到一处，无不既画且诗”，写了整整五大本。而他所留下来的个性鲜明的“画语录”，更展现了他力求穷通物理，融会贯通的思想。

在他的画语录中，就有这么一句：“作画在广度上无须苛求，在深度上要不遗余力。”他的水彩画，便是“在深度上要不遗余力”的最好见证。

转投不热门的水彩画

融合传统发展空间大

王肇民画水彩画，有爱好的原因，更有“你们不重视，我重视”的坚定。

1951年，王肇民赴武汉担任中南文艺学院教员，1958年，随校南迁到广州美术学院，任油画系素描老师。这时，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已有一定成绩的油画，开始转投不算热门的水彩画。他自己说，这是受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启发：“‘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人家都不画，我坚持画，水彩画是用水调和颜料，对融入中国优秀传统的发展空间很大。”

除此之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条件艰难，水彩画材料便宜，这也是促使王肇民专事水彩创作的原因之一。

1979年，法国巴黎一家画廊的负责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偶然看到王肇民发表的几幅水彩作品，被吸引住了，几经周折，第二年在巴黎为他举办了个展。王肇民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位在欧洲举办个人画展的中国内地画家。

上世纪90年代初，郎绍君到广州美院来开会，拜访王肇民时也被他的水彩画深深打动了。回到北京后，在他的提议下，中国美术馆在1993年为王肇民举办了水彩画个展。郎绍君始终认为，王肇民的水彩画特别是静物画，体现了“小画种，大风格”的特点。

郎绍君强调，与人物、风景相比，静物更便于突出画家把握形式的主体性，达到形式即内容的境界，王肇民的静物画就特别能显示出形式的力量，如强烈的结构感与整体感，单纯而简洁的形体等。同时还有色彩风格的力量，寓多样于统一。王肇民的作品追求色彩的单纯、丰富与和谐。“王先生在作画之前，常常于水彩纸上涂一层白粉。他说上了粉的纸能得到一种厚度，而且容易获得色彩的统一。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王先生并不特别追求一般水彩画家所乐道的轻盈明丽的透明性，而是适当强化覆盖性，强调色彩的沉厚有力，这也是形成‘大风格’的一个因素。”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梁江也表示，最能集中表明王肇民的艺术造诣和风格特征的，是他所画的瓶花、静物和蔬果——在这样曾被千百人重复过的题材范围里，王肇民画出了独有的庄正大度、坚实有力和厚重浑朴。“在他单纯明确的画面结构中，每每蕴蓄着一种迫人眉睫的张力。他创造了一种格调很高、品位很纯的风格图式，从而在当代水彩画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规范。可以肯定地说，他和他的作品，是当代中国水彩画最高成就的标志。”

“能够从一花一果中看出大境界，需要画家自己有大气派、大心胸。王先生在强调写生忠于对象的同时，又强调写生中的主观投射，像他的诗所写的‘卧凭一榻观天下，万里河山斗室中’，有这样的气概和心胸，作品就不一样了，这就是艺术创作的‘神秘’之处。”郎绍君曾这样表示。

高足忆恩师

关注作品格调

观念超前　　

广州美术学院造型学院教授黄增炎是王肇民的高足，在他看来，广美人对王先生的印象，不仅仅在于他的水彩画上，更在于他做学问的态度。

“他没有功利心，始终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画画，很纯粹，是广美人的一面镜子。”

黄增炎读研究生的时候，王肇民已经八十多岁了，并不实际教学，属于系里的艺术顾问。但他经常会和学生们在一起，话不多，性格比较内敛，温文尔雅，不摆架子。黄增炎犹记得第一次去王肇民家时，他正在画室中作画，师母在客厅里“挡客”。“那时候师母还不认识我，我敲门找王老师，她说王老师正忙呢，你回去吧，不能打扰他。王老师伸出头来一看，说是我学生呢，你让他进来吧。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就常去他家了。他真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我走时他每每要送出门外，一边带着笑意地看着我下楼，一边挥手，直到我转弯看不见了，他才回去。”

在自己家里，王肇民跟学生聊得比较放松。他并不跟学生谈水彩画创作上的技术问题。“一般从事国画创作的讲究传统笔墨，画油画的又强调西方那一套，画水彩画的喜欢说水彩画特点。王老师却不是这样，他更多的是关注艺术造型，还有画作的格调问题。这种观念在当时很超前。这也是我从他身上获得的最宝贵财富——让我学会站在造型艺术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是落入具体的画种。傅聪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父亲傅雷给他的最大影响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第四做钢琴家。人格修为放在第一位，钢琴家则在最后。这样的认知，也是王老师所教导我的。而能够达到这样高度的艺术家并不多。”

因此，即便许多年过去，王肇民作品的力量依然能够打动人。“这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些只关心技巧的人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但王老师并不在意，他要的不是漂亮，而是精神品格。”黄增炎说。（记者 江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