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智接受《艺术市场》记者采访
《艺术市场》：在少年学画时期，您眼中的父亲是怎样的？
王其智：他是那种画画非常刻苦的人，很让人钦佩。他不仅在油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国画和书法也很棒。我家里还留着他早年的书法作品，有一次我给一位大书法家展示，他看了很吃惊，连说没想到我父亲的书法也会这么好。我觉得父亲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多的领域取得瞩目成绩，跟他对待艺术的那种刻苦与勤勉是分不开的。
《艺术市场》：您曾在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学习绘画，当时曾受教于哪些艺术大家，他们各有什么特点？
王其智：在艺专时，我们的课程不像现在分工这么明确，我们既学西画，又学中国画。李可染教我们山水画创作，他强调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很喜欢画“墨山”且画面中树木较少，尤其是桂林当地的山水风貌，一层层山的组合加上不同墨色的晕染，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
在花鸟画的学习上，齐白石和李苦禅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除了平时上课受教于齐白石之外，一有空，父亲还带我去白石老人家，亲自观摩他的绘画创作过程。相比之下，李苦禅画花鸟，则带有一定的写实成分，不是对自然物象客观的描摹，而是凝练后的再创造。他的笔墨厚重而豪放，随意中蕴含着朴拙之气，自然含蓄中蕴含阳刚之气。在今天看来，他们对我的教授仍有很大的启发。
《艺术市场》：1951年时，您留在中央美院的肖像画室专攻伟人巨幅肖像，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其智：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但在肖像工作室待的时间大多不长就会转到其他工作室，一年半载算是时间较长的了。当时风景油画是我的强项，因此毕业时，我心里也犯嘀咕：可不想跟个“印刷机”似的，我也要出去尝试一下其他类型的创作。但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父亲之后，不仅没有得到赞成，反而遭来一顿痛斥：“你可要老老实实的，歌颂领袖歌颂党这是一辈子的事，绝不能含糊！”
自此以后，我便一直谨记父亲的教导，潜心创作，现在终于圆满完成了这项创作任务。
《艺术市场》：在创作领袖肖像的过程中，有哪些困难或有趣的故事？
王其智：创作领袖肖像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庄严的工作，毛主席画像高达6米多，宽4.5米，当时的创作条件非常简陋，连脚手架和铁丝都没有，我们只能自己找木料，用麻绳捆绑制成简易的脚手架，铺上木板，木板上面架上桌子，桌子上面再放板凳，我们就站在板凳上画画像，一边画，一边从架子上下来跑远看效果，然后再爬上去接着画。
创作的过程很辛苦，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在画主席制服时，他胸前的两个衣兜的兜盖远看很像“补丁”，特别影响画面效果，讨论了一番后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如果将这两个兜盖去掉效果会不会好一点？于是，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便开始着手，结果效果不错，中央领导来审查时也表示认可。所以，从那以后，但凡绘制主席肖像，都不再画胸前制服的兜盖，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原因。
《艺术市场》：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多次提到您的油画《井冈山》，这幅作品对您而言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王其智：于我而言，井冈山确实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父亲曾经因创作油画《井冈山会师》而专程前往井冈山写生。在20世纪50年代时，这幅作品便广为人知，还曾作为建军30周年纪念邮票的画面。20年以后，我受邀也赴井冈山创作油画《井冈山》。当时，在赴井冈山写生的路上，我差点从崎岖的山路上摔下万丈深渊，当地的农民见此情景说：“很多年以前，这里来过一个叫王式廓的画家，画起来画来不要命，现在又来了一个姓王的画家。”到了井冈山后，当地领导和我们见面后也说，当年有一个大画家叫王式廓，在这里完成了著名的油画《井冈山会师》，他问：“你们这些搞美术的小伙子应该都知道吧？”当时在座的其他青年画家都笑了，指着我说：“何止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式廓的儿子！”
或许受父亲的精神鼓舞，我顺利地完成了《井冈山》这幅作品，后来悬挂于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成为国家领袖接待外宾时的背景油画。在我看来，《井冈山》是我们父子在历史中的一次暗合和交汇。
蔡若虹为王其智画展题“笔墨有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