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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2017-08-25作者:朱天曙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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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瓶秋卉图》,绢本,设色,纵26.5cm,横27.5cm

以为古人词章,导源小学,记事贵实,不尚虚词,后世文人,渐乖此例,研句炼词,鲜明之义,所用之字,多与本义相违,与美术之华饰、异化、发挥、象征、写意所不同。故云:“美术以灵性为主,而实学则以考核为凭。若于美术之微,而必欲责其征实,则于美术之学,返去之远矣。”所论甚有理也。吾国美术之道,多求其“意”,非求自然之“实”,然亦自有其艺理,此需由“实”中所得也,即南朝刘彦和所谓“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


曾论山水最寄中国人文情怀,不惟图写山水,诗中亦多以见得。曾读屈原《九歌》有“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语,尤见情思。南朝谢灵运《过始宁墅》诗中“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句,以“云”与“筱”衬山水之灵,极貌写物,窥情风景之上,所造之境即画境也。


《坛经》所云“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应为艺事之法门。无念,于念而无念,不为客观物象所缚;无相,于相而离相,得艺之真如天然;无住,念念而不住,贯通心手而无碍。得此三者,艺能超然象外、直抵心智也。


余力倡“诗画一体”之传统。唐人诗画结合风尚至宋人而发展。徽宗以诗为题,命人图写,即以诗意考虑画之佳构。又有“题画诗”出现,如马远《华灯侍宴图》、姚月华《胆瓶花卉图》等,诗书画相融,相互生发,渐为中国艺术悠游之精神。今之书画,渐趋形学,如人之有体而少神,难有动人魂魄处也。


北宋诗人以诗为画之题材,并与画家合作,渐成传统。东坡“诗画一体”观提升画之地位,亦形成“文人画”重意、求境、崇文、尚韵之基本价值。惠洪论诗云:“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自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寓于物。”中国画手段在“形”,核心非在“形”,“妙观逸想”正是诗画融通之“法眼”也。


曾论山水画最得中国文人之心。古之山水,图写天地山川,至东晋得以发育。南朝宗炳有“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论自然与精神,又以“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论山水之怡人,实为后世以山水寄托文心之由。山水乃太虚之体,本乎形,动于心而融于笔墨,求得神会,不惟工实。南朝王微所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亦复此意也。


作书同做人,有意无意之间,从平常处得不平常也。东坡曾评山谷书有“三反”: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此以山谷其人观其书,禅心慧现。东坡妙论亦后世以人论书之例也。艺术与人生同一禅理,吾侪当由悟而行,登高望远而无远弗届也。


艺事代代相沿,一灯不灭。白石老人曾教陈大羽先生,大羽先生曾教风斋师,余又受业于风斋六载,可谓得白石之缘也。数年前余受命编白石老人论艺语,得与白石老人之作朝夕相处。私以为其印为诸艺中最为高妙者。妙者何?学赵撝叔之印而变即一例也。白石服膺撝叔,以为刻印能变化成家,得天趣浑成,别开蹊径而不失古碑之刻法者,惟撝叔也。然赵之朱文近娟秀,白石不学其朱文,学其白文篆法,变为刚健超纵,得古名碑刻法之意,故得“印从书出”。今存“老手齐白石”一印以界格分,即从碑中出。白石之成在于思而后造,不可死学,取其规律而可生发者为之,举一反三,可得其益也。


“致虚极,守静笃”乃中国艺术之至境。如《道德经》所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致虚得柔,守静得远,此中国书画所以幽玄遒媚。观得常理,明了玄机,最为难得者即一“静”字,“静”而可得“清逸”,可至“神明”也。


吾乡刘融斋评《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评骘甚当。“篆意”有外通,有隐通。外通者,形也;隐通者,意也。《瘗鹤铭》为大字楷书,点画淳古,虽为楷式而饱含篆意,实为古法也。


(作者:朱天曙 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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